挽救是一种责任

　　◎钟  涛

　　在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之前，印象中那形形色色的被告人总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想来有些畏惧，甚至是一丝厌恶。但当走近他们，却发现原先那点畏惧和厌恶已不存在，代之的是作为一名刑事法官从心底而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作为刑事法官，我一定要给被告人、给社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:惩罚不是目的，对被告人进行不懈的挽救，让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中走得稳、走得好才是追求。这里还是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说起吧。

　　这是一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意伤害案件，被告人王某某已经60多岁了。四五年以前，王某某分得了原先由被害人孙某耕种的一块土地，在这块地与公路之间有宽约两米多的沟崖，孙某在沟崖上种有杨树，分地时因杨树还没有成材，孙某一直管理着这些树木，王某某没有提出什么要求，双方也没有什么矛盾。今年春天，孙某砍伐了树木，又种上了新的树苗。被告人王某某认为沟崖与其耕种的土地相连，他应该有使用权，让孙某原先种的树木成材就已经是照顾了孙某，现在他不应再种上新的树苗，继续使用这块土地。于是王某某一气之下，便把孙某种的树苗都用镰刀给砍了。第二天，王某某还像往常一样，早早地来到地里干活。孙某路过地边时，看见树苗被砍，怒气冲冲地问王某某这是怎么回事，王某某便说孙某不应再种树苗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，进而推来搡去。突然，王某某拿起干活用的三齿耙朝孙某的头上抡了过去。孙某躲闪不及，被三齿耙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头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王某某一看孙某这个样子，愣在了那里，竟然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最后还是在其他乡亲的帮助下，把孙某送到了医院。

　　事后孙某被鉴定为轻伤，王某某也被刑事拘留，并以故意伤害罪被起诉到了法院。孙某因为受伤，随卷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。在接手这个案件后，通过查阅卷宗，觉得案件的事实很清楚，证据上也比较充分，在看守所里向被告人王某某送起诉书时，王某某表示认罪，也愿意积极赔偿。就案情来看这不是一个复杂案件。我又把孙某找来，询问其意见，孙某表示都是乡里乡亲，两家住得也很近，虽然在诉状中写了3万多元的赔偿要求，但处理时还是希望能够调解，自己也不再要求做司法鉴定了，只要被告人王某某能赔偿自己花去的1万元医药费就可以。有了双方这样积极的态度，案子有个比较妥善的结果已经顺理成章了。我便没有再过多的关注这个案子，只等着开庭。

　　如预料的一样，被告人对案件事实和被害人的赔偿要求没有异议，庭审很顺利。开完庭后，被告人王某某被押回了看守所。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如果被告人能够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话，不仅是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，而且也能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。可是现在被告人王某某已经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所以我们通知其儿子到庭。庭后，我把被告人的儿子叫了过来，希望他能替父亲履行民事赔偿责任。告诉他，亲属能代为赔偿的话，可以视为被告人履行了赔偿责任从而得以从轻处罚。但其儿子的态度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非常干脆地说不同意赔偿，不仅一点都不赔，还说你们法院要判就判吧，不要再找我了。我要他说出不赔偿的理由，他却又顾左右而言他，又或者干脆不说话。竟然会有这样的儿子！我实在是没有想到。

　　到这一步，要想案结事了看来需要下一番功夫了。我把工作重点重新放到了被告人身上。通过了解得知，被告有一儿一女。其儿子不同意赔偿，是因为儿媳不同意，而儿媳又刚刚生了孩子，为了不让妻子生气，儿子便顺从了妻子不同意赔偿的意见。这理由听起来有些牵强，但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理由。真是“黑老鸹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爹娘”啊！我愤愤不平，一度想放弃调解，直接作出判决。可是，每当想到被害人对自己信任的眼神和年老的被告人对自由的渴望，我还是理智地把个人感情压了下去。便决定重新安排了一次调解，在通知被告人的儿子时，还特意嘱咐叫上他姐一起来。

　　调解那天，是其姐夫陪他一起来的。我还把被告人王某某从看守所里押解出来，让其父子相见。让王某某把自己的意见亲口说给其儿子，也让其儿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带着手铐、脚镣，头发花白的样子。我想他儿子还有一点良知的话，一定会心疼父亲，会想办法帮助父亲的。在安排完这些，又单独把被告人的儿子叫到一旁，耐心地做了一番劝导和说服工作：“你父亲现在最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想想如果是你身陷囹圄的话，他一定会尽其所能帮助你，为你减轻罪责；你也有了孩子，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你的孩子帮助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却袖手旁观，做父亲的会有多么伤心，你现在要做的不仅是帮助你的父亲，更是给自己的孩子做个榜样。”我说这些的时候，被告人的儿子一直坐在那里，低头不语，但显然我说的话已经触动了他的内心。经过一番工作，被告人儿子终于答应为其父亲赔偿被害人1万元的经济损失，并与被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，1万元的赔偿款也当庭过付。

　　最终，根据案件的起因、事实、犯罪手段、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及赔偿等情节，对被告人王某某从轻做了判罚，真正化解了当事双方的矛盾，实现了“案结事了人和”的效果。